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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 “北上广”

文章来源:9号资源网 更新时间:2022-11-22 23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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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 “北上广”

无分类 2022-11-22 875

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“北上广”

成都的程风甚至觉得,他们比杭州的大厂人还卷。前段时间,他出差去杭州,晚上 8 点多,杭州的研发人员下班了,以他为代表的成都团队的小伙伴却还在加班。

那一瞬间,在他心中,成都与 “休闲” 二字断掉了联系,似乎成了另一个 “北上广”。

文 | 徐晴

编辑 | 易方兴

运营 | 栗子

“卷王” 的孤独

来到 “休闲之都” 成都,周苗苗过得一点也不休闲。

27 岁的周苗苗,干练,成熟,出门会提前化好精致的妆,第一次见到她的人,会觉得她像有多年工作经验。这可能与她长久以来浸泡在工作中有关。10 月下旬的一天,晚上 10 点,她打开微信运动,显示这个月她超过一万步的有 12 天。这约等于她加班的天数。因为只要加班,她就会错过公司下午 6 点的免费班车,不得不步行一段路。

加班消耗的不光是脚力,甚至还包括休闲的精力。这一天她回到家,瘫在沙发上,累得什么都不想干。找了半天电视剧,最后打开的,是看过七遍的《知否》—— 因为看熟了,不费脑子。

她住的房子,距离她的上班地点 —— 有着 “成都后厂村” 之称的高新区,约 10 公里(更近一点的同户型买不起)。这房子很精致,是全家贷款买的,一百二十多平,有 3 个卧室、一个书房、一个带落地窗的客厅,但只有她一个人住,没什么生活气息,空荡荡的。她用公司发的吉祥物,填满房间的空旷角落。吉祥物们大大小小,有二十多个,提醒着她的身份 —— 成都大厂人。

在 2021 年末,成都总人口数达到了 2199.2 万,仅次于重庆、上海和北京。作为其中的一员,周苗苗有着光鲜一面,她所在的公司,属于大厂的分公司,她跟深圳总部的同事,也隔三差五会交流业务心得。这份工作,让不少成都的同龄人羡慕;但与此同时,她也不得不接受工作带来的疲惫。

就好比这一天,她刚看了一会儿电视剧,就起身来到书房,坐直身体,开始学习公司业务资料。不止熟读,她甚至像中学生一样做了笔记。做完这些后,接着,她打开了专业课的书,写起了作业 —— 工作之余,她还在川大读了一个 MBA,每个周末坐一小时地铁过去上课,而今天是一门课程作业的 DDL(截止日期)。

在公司里,周苗苗被同事看作 “卷王”。她是四川绵阳人,大学在北京一所知名的 985 院校,毕业之后先到深圳工作,2020 年回到成都。在高新区的公司里,她比任何同事都要努力。领导在公司群里问,有个急事要处理,谁可以加班?她第一个回复 “我有空”。她看重跟领导的关系,时不时跟领导约面谈,“在领导面前晃两圈”。

在短短半年时间里,她熟悉了全部的业务,包括最难的部分,而别人,往往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。

在 “生活之都” 成都,社交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但周苗苗没时间社交。“卷王” 这时候显得格格不入。同事聊双 11、玩新出的游戏、相约探店的时候,她永远在工作。还有一次,隔壁工位的两个女孩相约去露营、徒步,那天山上下了大雨,两个人淋成落汤鸡。回来之后,她俩在办公室里说起徒步的经历,一起笑出声。周苗苗坐在一旁,是个沉默的局外人。

但 “卷王” 不是铁打的。有一个工作日,她上吐下泻,没有任何力气,她怀疑自己是累倒了。她跟领导请了假,却不知道该叫谁来陪自己去医院。等力气恢复了一点,一个人喝了一支藿香正气水,睡了一觉,第二天又该上班了。

在成都,周苗苗并不是个例。在互联网公司云集的成都高新区,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,他们越是卷,就越是显得与成都休闲的生活氛围格格不入。

22 岁的罗宇,是同龄人中 “最卷的那个”。两年前,他在四川大学读大三,就是班上第一个进入互联网公司实习的同学。那段时间,他并不知道能否转正,但他坚持第一个到公司,最后一个离开。作为一个大学生,他已经提前过起了加班到凌晨 2 点的生活。

他记得夜风拂面的感觉。往往走出公司,就连楼下的保安都睡着了,他骑上电动车回家,一路上,陪伴他的只有成都略带潮湿的夜风。为了转正答辩,他咨询了自己的领导、前辈,还找了十来家互联网中厂练手面试,之后专门拉了表格复盘。

最后,他卷赢了,拿到了成都高新区公司的入场券。

而另一个 90 后年轻人程风,在 2020 年从上海回到成都,刚入职高新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,就接下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大项目。所谓挑战性的大项目,就是拼了命去干,还不一定能干成的项目。

时间在这时候,已经不仅是一种资源,而是成为一种武器。像程风这样的人,会把时间这种武器用到极致。就比如就在程风加班的时候,同在高新区里,另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李润,也会选择每天晚上 8 点下班之后,留在办公室自习。有同事下班,会问他:“怎么还不走?” 李润总是嘴上说,“这就走了”,然后再多自习两个小时。

程风甚至觉得,他们比杭州的大厂人还卷。前段时间,他出差去杭州,晚上 8 点多,杭州的研发人员下班了,以他为代表的成都团队的小伙伴却还在加班。

那一瞬间,在他心中,成都与 “休闲” 二字断掉了联系,似乎成了另一个 “北上广”。

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“北上广”

▲ 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。图 / 徐晴摄

两个世界

事实上,在成都这个地方,内卷是反常的。成都人以崇尚安逸、“巴适” 的生活著称,一位本地人说自己 “完全没有上进心”,工作只占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,还没有晒太阳重要。这里,也是公园最多的城市之一,太阳一出来,草地上像雨后长蘑菇一样长出密密麻麻的人。出行、旅游也是必要的,一到周末或是节假日,通往成都周边景区的高速公路,就被代表着成都人的 “川 A 大军” 堵死。

但如果追溯源头,成都的内卷,是从 “逃离北上广深” 开始的。

2020 年初,离开深圳之后,周苗苗入职了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大厂。她的办公室在天府三街,站在窗前向外眺望,高层写字楼密集地排布,外卖小哥穿梭其中,她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,“觉得高新区跟深圳也没什么差别”。

像周苗苗一样,这些来到成都或是留在成都的年轻人,主要被高新区吸引 —— 那是互联网公司和大型企业的集中地,平均薪资水平在 7000 元以上,虽然比不上北上广,但已经是整个成都薪资水平的绝对高地。

对成都人来说,高新区在成都是个另类存在。如果说老城区是 “不上班的城市”,那么,高新区就是 “不下班的城市”。

这里,与成都老城区的生活完全不同。在秋天刚刚到来的 11 月,走在成都三环内的老城区,梧桐树叶子开始变黄,树叶旋转着慢慢飘下来。人们在树下散步,或是支一张桌子,“摆龙门阵”。沿着道路,随处可见麻将馆、茶室、足道按摩店…… 汽车头尾相接停在路边。四川话飘在空中,总给人一种调侃、巴适的感觉,直到打烊前的深夜 12 点,店铺里传出的说话声、笑声,都是这一带的主旋律。

但如果你把天府大道比作一条河流,向南顺流而下,过了立交桥,几公里外,位于成都南边的高新区会出现在你的眼前,带给你另一番景象 —— 道路渐渐开阔,建筑慢慢变高,足道按摩店和茶室不见了,代替它们的,是写字楼下的图文打印店。相比以传统商业、服务业为主的老城区,这里互联网公司的浓度达到了最高。

河流的两头,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,这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变化。更低廉的用人成本、更优惠的招商政策,以及持续提供毕业生的大学,都吸引着互联网公司们在成都高新区落户。以天府三街为直径画一个圆,可以看到腾讯、字节、携程、蚂蚁等多家互联网公司的 logo,宣告着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地盘。

就像北京西二旗的 “后厂村” 一样,白天,年轻人们在写字楼里伏案工作,6 点之后,才突然从大楼中出来,像溯洄的鱼群一样填满原本空旷的十字路口和地铁站。由于上下班的人太多,贯穿老城区和高新区的 1 号线地铁上,有人曾经挤丢一只鞋。

成都夜生活丰富,而高新区是夜班生活丰富,每天晚上 10 点以后,高新区的大楼都还齐刷刷地亮着灯。

从外地涌进来的大厂人和互联网企业们,甚至在这里构建出了一个商业生态,养活了许多成都本地人。在这里卖鲜花的李亮对此感受颇为深刻。每天下午 4 点,他会准时推着一车鲜花,出现在腾讯办公室的楼下。他是 80 后,成都本地人,家住老城区,从前干过销售、开过店,因为不喜欢上班通勤,追逐自由,来这里卖花为生。

他对附近的大厂了如指掌,眼前这栋楼里,大多是腾讯审核岗员工,对面那栋,则是电销人员比较多。他说,在这里卖花,“一天最少也有 100 块钱”,卖一个月,可以纯赚四千多元。

跟李亮同时出现的,通常还会有一个烤红薯摊、一个烤肠摊。最近,烤肠摊阿姨准备调整工作时间,因为一个大厂的女孩告诉她,“阿姨,你早上来吧,我们公司早饭不免费”。

高新区,也为滴滴司机和外卖小哥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。在高新区,外卖小哥小亮找到了完美送单的规律:工作日在高新区接单,周末回老城区。两个地域的单量完全反过来,周末,高新区就像无人的鬼城一般,有商家甚至会在周末歇业半天。

一位 70 后滴滴司机告诉我,自己曾是成都一家钢铁厂的工人,本来端着铁饭碗,突然有一天下岗,工厂也不开了。他失业了一段时间,每天在家喝喝茶,打打牌,直到看见高新区一点一点建起来。他成了滴滴司机,喜欢在晚上接高新区的单子,“距离长,都是回老城区的,能挣到钱”。

所以,一到下午,他就往这边跑。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堵车,晚上 7 点以后,“高新区的路全红了”。

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“北上广”

▲ 入夜后,天府三街依然灯火通明。图 / 视觉中国

对峙

年轻人对成都的渴望,是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周苗苗最初的设想很美好 —— 拿着高新区的薪水,在老城区生活。高新区是成都的北上广,而老城区是自己的精神老家。

刚到成都的前半年,周苗苗确实过上了一段快乐的日子。一到了周末,她对照着成都地图,坐地铁穿越大半个城市去 “解锁” 好玩的地方,春熙路、太古里、玉林街一一走过,钵钵鸡、尖椒兔、牛蛙火锅都尝一遍。还去了一趟熊猫基地,看刚出生像糯米团子一样的熊猫宝宝。

但这样的休闲生活,很快暴露出了尴尬的一面。

首先体现在收入上。来了成都,她的薪水打了 5 折,只有在深圳时的一半,除去房租和衣食住行、娱乐的花销,没剩多少。

还体现在发展空间上。她所在的 “大厂”,其实是大厂的分公司,负责的不是核心业务,集中在客服、审核、电销,她做的就是审核岗,唯一的上升空间是成为管十几个人小组长、管几十个人的大组长,还是做审核。对她来说,这上升空间基本就到头了。

选择成都作为落脚点的年轻人,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幻灭。

成都一度是年轻人理想的生活城市。由于成都政府的房价调控政策,在 2016 年之前,成都新开盘的房子,一直保持在每平方米 1 万左右。加上这些年不少互联网、新能源公司到成都,也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。根据 2021 年四川省统计局的统计,近十年来,成都常住人口增加 581.89 万人,是诸多新一线城市中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。

但离开北上广,却掉入了另一个 “北上广”,是这些年轻人没有想到的。比如 80 后杨夏,他曾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。在北京的时候,他跟同事经常加班到夜里 11 点。有一回,为了修复产品问题,同事还打了个地铺睡在公司里,连续熬了两天两夜。

这样的工作节奏,也谈不上什么生活。约朋友吃饭,总是 8 点人才到齐,吃完没聊一会儿,就得去赶末班地铁,买房定居也让他有些可望不可即。在这个时候,他觉得成都是他最好的选择。

但来到成都之后,他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杨夏刚来成都时,入职了一家小公司,过去两周上架的产品,这边要六周,程序出现问题需要修改,程序员好像没看见,6 点准时背包下班。他无法理解同事的行为,很愤怒,“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,一个人出了问题,影响的是整个团队的绩效”。

有一次,因为想把产品花精力做得更精细,杨夏直接跟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同事吵了起来。对方觉得,“能实现功能就可以”,但杨夏摆出过往在北京的经历,“在北京,如果半年没有做出来一个成功的项目,就不能升职涨薪”。

一番争吵下来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年长的同事说:“如果你留在大城市追求事业,做多大的梦都可以,但这里是成都。”

最后,没多久,杨夏就从那家成都公司离职了。

作为一个新卷起来的城市,生活在成都的年轻人们,开始面临着 “要生活还是要卷” 的选择,这样的对峙,在高新区逐渐白热化。

“卷王” 周苗苗的同事,有一些,属于 “生活派”。有的人,由于太过于生活,以至于工作上总失误。比如周苗苗就发现,有个同事对工作不怎么上心,即便是被领导约谈了几次,最后还是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犯错。

周苗苗也意识到,自己的到来改变了同事的生活。有一次,因为有紧急工作,她拉着同事 A 多加了一会儿班,另一位同事发现周苗苗和 A 的工作头像还亮着,给 A 单独发私信嘲讽:“怎么还在卷?”

更令人无奈的消息是,因为太多人涌入,原本亲切的成都房价,也被越推越高。从 2018 年到现在,高新区的房价一点点涨起来,二手房从两万涨到三万,新开的楼盘也从均价一万多涨到了两万以上。

周苗苗本来想要买房,在离公司 8 公里的地方看中了一套房子。等快有购房资格时,她再一看,那套房子涨了 60 万。她慌了,不能再等了,让父母拿出积蓄,用父亲的资格买下了那套价格 300 万、四室一厅的二手房,距离公司大约十公里。

买到这套房,周苗苗感叹自己的运气。当时,中介为了避免恶性竞争,给看中同一套房子的人排了号,周苗苗拿到的是 3 号,结果,前面的两个人,一个人没有购房资格,另一个放弃,这才轮到她。

一位成都地产公司经纪人,记得那几年的盛况,地产门店开遍了高新区,“都不用出去找客户,就坐在售楼处,一开盘,人就像抢白菜一样涌进来,开一次盘能挣 10 万,三个月开一次,躺着赚钱”。

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“北上广”

▲ 成都老城区一角。图 / 徐晴摄

成都折叠

对周苗苗而言,卷起来的原因不只是大环境变化,也是她的一种 “本能”。

生活于一个折叠的成都之前,从小到大,她都在老家四川绵阳度过。那时,她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。周苗苗的父母都很节俭,可以几年不买新衣服,旧 T 恤改造成抹布继续用,但愿意每年拿出三万块钱让周苗苗上私立初中、高中,那相当于母亲或父亲一年的工资。

她从小在竞争中长大。在那儿,学习排在生活的最顶端,她也像众多的小镇做题家一样,高中三年被无止境地刷题填充。拿到来自北京 985 大学的录取书的那天,父亲开车跟她一起去。因为太激动,父亲先是差点把另一辆车追尾了,又在一个路口走错车道,被交警骂了一顿。但他丝毫没有被影响,脸上全是开心。

那时候,她初次尝到 “卷赢了” 的快感。

某种程度上说,“卷赢” 可以提供一些自由。大学时,周苗苗可以自由支配三万块钱一年的生活费;家族群里,有人催婚,她不乐意,可以直接退群。她在深圳,找到了年薪 20 万的工作之后,即便是选择离职去成都,也可以自己决定,几乎没遭到什么阻拦。

但接下来的事情,就不那么愉快了。当她回到成都,收入砍半,骤降到七八千元的时候,她发现曾经的自由,也随之折叠了一部分。比如房子,首付父母出了大头,房贷父亲也支援了大部分,接下来,母亲开始念叨相亲和结婚。有一天,母亲突然对她说:“你一个 985 毕业的,怎么混得这么挫?”

像这样,在一个折叠的成都面前,年轻人被迫学会重新认知自己。

在成都,因为高新区和老城区的区别,也因为互联网公司和传统行业的差异,穿梭于天府大道的两头,落差感作为一种生活的底色,不光存在于本地人和外地人中,也存在于行业与行业之间。

在成都,除了审核、电销等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岗位,只有个别几家大厂,选择把重要的业务放在了这里,比如腾讯的天美工作室。

95 后许佳总是开玩笑,称自己做的是 “二等工作”。他觉得,一等工作,是成都腾讯天美工作室的人,隶属于腾讯总公司,赚钱很多;而在他的下面,“三等工作” 则是外包员工。产生这样的阶层划分观念,源于他自己做的是负责枯燥的审核工作,一个月的薪水 7000 块。

天美工作室在四层,每次坐电梯,看到有人按了四层,他都会悄悄瞄一眼对方的工牌。许佳说:“我很羡慕他们,一个是工资收入,是我的几倍,一个是他们的工作内容,更有创造性。” 但他也知道,那是极少数人才能进入的楼层。

作为外地人,许佳买不起成都的房子,以他的薪资水平,想在高新区买一套 80 平的新房,不吃不喝不租房,也要存二十多年,“这可是在成都,不是北上广”。

伴随着资本流入成都的,总会有汹涌的欲望。很多成都本地人,也在仰望着几公里外像写字楼一样高耸的生活。在大厂楼下卖花的李亮说,从前成都市中心的房子才一万多,现在涨到了两三万。他描述着那番景象 —— 距离高新区十多公里的麓山和麓湖,一个是欧式风情的高档社区,建在山上;一个是别墅区,建在湖中央,出来进去需要坐船,全是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的地方,一套别墅 950 万起。

与此成为对比的,就在上个礼拜,他刷成都本地抖音,看到有人说 “断供了”,他还刷到一条,说 “2022 年一季度成都平均薪酬达到了 9625 元”,回复里,一些人纳闷,啥时候成都的平均工资这么高了。

但年轻人们不得不习惯这种折叠。曾在大城市工作的成都本地人徐可可,在回到成都后进了国企,收入骤减到几千块钱,但她安慰自己,回成都是为了生活。她屏蔽了常常在朋友圈里 “凡尔赛” 的大学同学,对方去香港卖保险,挣了不少钱,发朋友圈说自己 “物业费太贵了”。

可可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,“就是说他在香港买房了”。

她本以为,回到成都,远离那些财富神话,就可以继续平和地过日子,直到有一天,她看到自己的朋友投资了高新区的几处房产,房价从一万多涨到了五万多,朋友把房子租出去,实现了财务自由,心里的羡慕有些止不住了。可可不敢说出自己的具体薪资,在第二次被问到之后,她还是岔开了话题。

成都曾经是一个工业城市。土生土长的 90 后罗宇,他的父母,都曾在纺织厂和钢铁厂工作,经历过下岗。在罗宇的成长过程中,父母就算下岗了,也高高兴兴地,每天打牌,不想太努力,日子平平常常地过到现在。

但在罗宇读大学时,互联网造富的神话就席卷了成都。有师兄师姐进互联网公司,会被学校邀请回来讲座,他几乎是听着成功者的故事,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代。现在他已经毕业,他觉得,自己无法再像父母那样了,他渴望成为那个 “赢家”。

尤其是,那个高新区塑造的世界,离他只有几公里之隔,它在诱惑着他,朝着成都的南边进发。

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“北上广”

▲ 成都府河,沿河南行,为天府三街所在的高新区。图 / 视觉中国

围城

但现在,一切都变了。

这几年,吹过高新区的风弱了下来。因为整体效益下行,大厂们开始收缩,成都也无法幸免。去年,周苗苗的领导通知大家,绩效最差的员工将不再续签合同,给 n+1 赔偿。

这时候的高新区,等待进入的人,和被动出去的人,共同抬升了竞争的强度。前阵子,周苗苗帮领导做招聘工作,一个月薪 4000 块的外包岗,只招一个人,但收到了二百多份简历。她细看那些精心设计的简历,发现 “有些人确实跳槽越跳越差了,公司越来越小,本来是正式员工,跳到了外包岗”。

今年,另一个年轻人李润所在的高新区的设计院,在毕业季,收到了上千份简历。最后公司淘汰了九成以上。最后有资格留下的人里,有来自常春藤大学的留学生。

但与此同时,李润的公司开始降薪,他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。

一面是降薪,另一面,在工作中,领导们的要求却越来越高。他总是听到批评,没有肯定,他很挫败。有一次情绪绷不住了,是因为开会时他的直属领导一直批评他的方案有问题,过了几天,整个部门的大领导看方案,说,“这个东西确实不好做,你能做出来值得表扬”。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表扬,他没有忍住,去厕所哭了一场。

与此同时,公司的制度也 “卷了起来”。今年开始,设计院调整了工作时间,上午 8:30~12:00,下午 2:30~6:00,晚上 7:00~10:00,周六周日上午休息,“跟高三一样”。

但更多的人,面对的是不得不卷,又卷不动的困境。

在高新区,许佳是大厂的审核员。2021 年刚入职的时候,许佳每天的任务是一天工作 7 个小时,审核 600-700 条数据,薪水在 7000 元左右。工作难度不大,普通人经过培训都可以胜任,只要坐在电脑前,眼睛盯着数据,手按着鼠标,机械性地进行几种操作。

但随着时间推移,公司又入职了不少年轻的新同事,其中有一位女孩,在 KPI 是 600 条的时候,可以一天审核 1000 条。公司领导很快发现了这件事,把 KPI 调整到 1000 条,但又有人可以一天审核 1500 条。KPI 越来越高,到现在,薪资没变,许佳和同事的 KPI 却翻了三倍,每天得多加两个小时班,审核 2000 条数据。

而那位女孩,依然是同事里的 “卷王”,可以审到 2400 条。

许佳不理解,公司确实有绩效评级,但不同等级之间的收入只相差一千多,“她就为了这一千多块钱,要把自己累死了”。他偷偷打听过,女孩带着全家来成都定居,在成都买了房子,背上了很高的房贷。

为了尽量多存一些钱,除了工作之外,许佳也想出别的办法,比如尽可能多薅公司羊毛。现在,公司早餐和晚餐免费,他会早上多拿一点饭,打包到工位上,等到中午当作午饭吃。审核工作分早晚班,早班下午 4 点结束,他会在公司待到晚饭时间,吃完晚饭再回家。

“就是跟生活斗智斗勇。” 许佳说。

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“北上广”

▲ 图 / 视觉中国

输赢

某种程度上,如今能够卷起来的人是幸福的。

在聊到的这些年轻人里,不同的人,对 “卷” 有不同的定义。有人觉得 “卷” 是一种努力;有人觉得 “卷” 是一个贬义词;还有人觉得 “卷” 是一种无奈。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对这些年轻人来说,卷总是会有两种结果,赢或是输。

年轻人们迎来了自己阶段性的结局 ——

前段时间,周苗苗成功升职成班组长,重新拥有了一些底气和自由,有亲戚给她介绍对象,她用 “最近升了领导没空见面” 为由拒绝了。而从大三就开始卷的罗宇,进入了大厂在成都的总公司,入职了一个 “两三年没有招人” 的重要部门,在 24 岁的年纪拿到了 3 万以上的月薪。他计划,要在自己 28 岁时达到年薪 100 万,买一辆保时捷。至于设计院的李润,躲开了优化,成为了部门里的核心成员,“有 90% 的概率不会动我了”。从上海回到成都的程风,是输的一方,他的 “有挑战性的大项目” 没做好,领导不认可,最后拿了一个很差的绩效。

卷不动的人开始想着融入成都。

2017 年,因为无法接受同事 “太不卷”,杨夏离开了那家小公司,入职一家创业公司,没过多久,公司倒闭,他借着这个机会转到传统行业,钱赚得少了,时间丰裕了。他可以每天下午五点下班,约朋友一起去吃饭,喝酒,或是回家育儿,带爱人孩子出门散步。

回成都的第一年,他跟朋友聊天时,在北京时的往事总是话题中心,时间越久,“北京” 出现的频率越低。杨夏把重建生活的过程称为 “本地化”,这是大部分回到成都、并且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的人的必经之路。

最近,做大项目失败的程风,也开始了 “本地化” 的尝试。他每周末去打卡成都的咖啡馆,跟陌生人聊天,看到咖啡师招呼着客人,熟练地调制咖啡时,他冒出一个想法,自己有没有可能离开互联网公司,做个快乐的咖啡师?

还有人来了又走,比如许佳,他最近两个月经常打开招聘软件,看广州的工作机会,“相同岗位工资比成都高 1.5 倍”。跟周苗苗前后脚来成都的朋友,去了深圳,对方说,“累,但是工资翻倍”,就连 “卷王” 周苗苗,也有些想回去。

但她确实也回不去了。尤其是现在,她更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一直留下来的问题。她的岗位并不是盈利部门,她总担心自己是不是也有一天会被外包替代,“公司如果想降本增效,都换成便宜的外包也不是不可能”。

十月下旬,周苗苗推掉了加班任务,难得地跟朋友去了成都的熊猫基地。在久违的自由空气里,她和朋友在熊猫别墅外闲逛,看熊猫把自己摊成一张饼,躺在架子上晒太阳。朋友跟她感慨:“要是变成熊猫就好了,不需要工作,每天吃、睡、玩,所有人都爱自己。”

周苗苗几乎本能地回答 ——“别想了,熊猫还得出国交流呢。”

年轻人逃离北上广,把成都卷成了下一个“北上广”

▲ 成都熊猫基地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(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)

来源:每日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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